杨贵走了。他满头的白霜、挺拔的身影，他浓重的豫北口音，从此在我的眸前耳际消失。将近半个世纪，我和他从初识到挚友，情缘相投，思绪契合。现在骤然阴阳两隔，我心里的沉痛是难以名状的。
红旗渠，这个被周总理誉为新中国创造的两大奇迹之一的人造天河，是同杨贵的名字连接在一起的。知道红旗渠的人，鲜有不知道杨贵的名字的。一提到杨贵，那张当年杨贵扛着头，领着一队修渠大军走向修渠工地的照片就展现在人们眼前。当年，杨贵同修渠的干部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、同商量，并肩作战。红旗渠的修建，淬炼出一股伟大的红旗渠精神。红旗渠精神是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与现代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，同延安精神、井冈山精神、抗洪救灾精神一样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。这一伟大精神是杨贵以身作则，带领林县人民使之熠熠生辉的。杨贵是功不可没的。
杨贵和县委领导走在修建红旗渠的前列魏德忠摄影
今年4月26日，我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杨贵同志的告别仪式，悼念人流达数百人。我随着悼念队伍进入灵堂，最后一次深深地凝视着老杨明显清瘦的遗容，不忍离去。我久久思念着老杨的音容笑貌、人格魅力，还有他的为人。他没有架子，说话时总带着那股子诚挚、随和的神情，让人觉得十分亲切……
大约是10年前，鉴于杨贵获得中央批准为他的问题彻底平反的正式通知，我禁不住心头的喜悦和激动，写了一篇文章《敬探杨贵》，展示他的心情，也抒发我的心情，登在《光明日报》上，后来又被《河南日报》转载，颇受人瞩目。很多人读了文章后，打电话给杨贵，表示祝贺，其中包括尊敬的钱正英同志。那一期《河南日报》到了林州，迅速售罄。一篇短短的散文，竟显“洛阳纸贵”。这些都表现出了人们对杨贵的敬重，为他的终于清白而庆贺。老百姓心头有一杆秤。本来是清白的，不管蒙上多少灰尘泥垢，终将还其清白；而这被返还过来的清白，竟比原来的清白更加清清白白几分，可见老百姓这杆秤有多准！
我现在回想起12年前6月间和老杨去林州的细节，不禁感慨万千。我们一起参加了省里在那里举办的红旗渠精神研讨会，会前会后，我们一起在林县几个村子以及豫北的几个著名的村子，包括新乡七里营刘庄踏访了一阵子。驱车赶路，走访农家，吃饭休息，我们都在一起，零距离接触了许多天。这一路上，老杨谈兴很浓，情绪亢奋。我当时所闻所睹所思，后来又联想到涉及老杨的其他一些事，感悟良多，其中深深拨动我心弦的是：老杨的心里总是想着农民，想着他们的生活起居，想着他们的甘苦酸辣、他们的富裕程度，想着农村的发展。
老杨后期做农村工作，早年在林县当过县委书记，领头修了那一条惊天地、泣鬼神的红旗渠，“文革”中受尽了磨难，中间干了一段公安工作，给他增添了许多坎坷。“文革”以后，他到国务院扶贫办工作，到我们国家最贫困的西北“三西”地区做调查，了解那里群众的疾苦。他走遍了“三西”地区绝大多数贫困县，倾听当地干部群众的心声，及时向上级反映当地实际情况，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。
他多次组织“三西”地区干部到沿海发达地区学习，支持在西部兴办乡镇企业，进一步拓宽扶贫致富的门路。他还与多所农业学院协商，将其选定为“三西”地区乡镇干部的培训基地，为“三西”地区培养农业人才创造条件，为“三西”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。他对中国农民的处境有深切的了解，心头始终涌动着一种要帮农民走出贫困，走向富裕，改变生活的强烈愿望。对于农民兄弟、父老乡亲，他始终抱着一种彻骨切肤的感情，为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他和同志们在一起，出了计、献了策。
生前，他专门去了一次“三西”地区，看到了那里的变化，许多农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，走上富裕路，他感到由衷的喜悦；也发现了还存在着不少问题，有新问题，也有老问题。他禁不住心头的激动，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，提出许多解决当前贫困农村中问题的对策，颇受中央重视。他也把这份报告寄给了我，我认真读了，为他的激情感染，深受触动。
惦记农民乡亲的欢乐和忧愁，几乎是老杨的一种本能。就在那一年入伏前的那一阵子，我们在豫北许多农村走访，一走进农户家里，老杨见人就问生活过得怎样？一年的收入有多少？家里添置了什么家具、电器？问长问短不休。
那时正值青黄不接时分，老杨每进一户看上去显得贫困的农家，总要问问：“能吃上白面吗？”“粮缸里还有粮吗？”“孩子上学怎样？”“楼上楼下几间房？”……老杨深情地瞧着对方，细细地听着乡亲们的回话，同乡亲们一起笑，一起愁。乡亲们有认识这个老头的，也有不认识这个老头的，大家都无拘无束，乐呵呵地拉着家常。
老杨尤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