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成立之初，都城还选在了长安，可到了武则天时期，却已经前往了洛阳。武则天定都洛阳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原因。
它由于当时的政治与经济形式的共同作用下，其迁移有着必然与合理性，而并非是如同野史上那般记载。
01最初的唐朝都城
唐朝最初都定为长安。在唐高宗显庆二年，洛阳为东郡。此后，高宗就经常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，以洛阳为主进行生活，而后也是在洛阳病死。
在武则天称帝之后，光宅元年就将都城前往了洛阳。并且在她掌权期间，更多的时间也是居住在洛阳。
既然如此，武则天又为何要选择了洛阳成为新的都城，对于这一点，司马光曾在文献中做出了解释。
武则天杀了王皇后、苏淑妃后，曾经好几次见到了王、萧两人死前的症状，都是面目狰狞浑身是血，感觉颇为怪异。
就算后来搬居到了蓬莱宫殿，也依旧无法逃避，因此只能将都城选择在了洛阳，之后便再也不回长安了。
而在《旧唐书》也有过记载，也就是说，武则天即位之后，对以往犯下的杀孽颇为后怕，所以才迁都洛阳。
但实际上，这与事实不符。王、萧两人死于唐高宗时期，此时武则天定都洛阳已经近20年了。
另外，武则天皇帝后，还在长安住了两年。因此，仅仅以王、萧两人的死来解释武则天为何会迁都洛阳，必然会有牵强附会的嫌疑。
岑仲勉先生就曾认为，武则天之所以选择居住在洛阳，无法就算因为她曾经在长安出家，而到了洛阳就可以远离规矩的束缚，从而纵情声色，进行荒淫的活动。
而洛阳的物资都是从东南一带取得，比关中要近八百里左右。
在岑仲勉的观点中，武则天迁都的原因是她贪图享乐，但在诸多文献之中，岑仲勉对武则天一直是持有否定评价。
这说明他对这武则天本身是带有强烈的负面情绪，因此这个言论也势必会有失公允。
陈寅恪先生说：“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，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，如隋炀帝、武则天等兹不论外，其中尚有一主因……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。”
而相比之前的言论，陈寅恪先生的话明显是更有道理的，武则天迁都洛阳是由于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形势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，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。
第一，政治原因
首先，从政治原因来看，武则天迁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形成反例，从而实现改造替代的愿望。
身为一个女子，就算是贵为皇帝，武则天依旧无法扭转人们心中男尊女卑的观念。这种封建观念不但在中原地区根深蒂固，就连塞外的突厥汗国也深受影响。
圣历元年，突厥默啜请求与唐和亲，武则天命令武延秀纳默啜女为妃。
默啜认为武延秀冒婚，谓人曰：“我欲以女嫁李氏，安用武氏儿邪，此岂天子之子乎”之后便率兵入侵了大唐的疆域。
虽然这种说法在极大程度上只能算是突厥的借口，但却也反映出了这种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的广泛。
因此，在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下，武则天就必须要做出改变，因此，武则天只能选择迁都洛阳，这样才能在维持李家原有的地位之下，又可以将武氏体现的独一无二。
为了能将都城迁移，武则天也做了很多的准备，并在光宅元年进一步提高了洛阳的地位，并将洛阳改为神都，并且批准武氏祖先为王。
一系列举措都在暗示着洛阳对武则天的重要性，在光宅元年的时候，徐敬业曾经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，举兵起义。
当时魏思温就曾建议徐敬业：“明公以匡复为辞，宜率大众鼓行而进，直指洛阳，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，四面响应矣。”
但可惜的是，徐敬业并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，最后也落了个兵败身死的下场，但也从侧面印证了洛阳对武则天的重要性。
第二，地理位置
从地理位置而言，洛阳也同样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。唐朝在建立之后，历经两个朝代，疆土的面积也不断地扩大。
当时的唐朝东部临近大海，西部到达了焉耆，南面与林州南境接壤，北方又靠近薛延陀界。
由东到西共计九千五百一十一里，而南北的距离则有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。而在武则天时期，疆域虽然发生了变化，但相比与唐朝初年要更加的广阔。
而作为首都，长安在唐朝的疆域中已经不再占据中心的位置，而与之相反，洛阳更加接近关中盆地，自古就被称为“天下之中”，若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来说。
从洛阳出发，北通幽、燕，西接秦、陇，东达海、岱，南至江淮，距离大体相等。因此，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。
第三，经济原因
其次，就经济原因分析，洛阳所处的关东地区也比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更为繁荣。
因为关东地区绝大部分位于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，并且西部又是多条河流的交汇之处，水道便利，农业发达。
而北魏孝文帝迁都就已经可以体现出洛阳地带的繁华，而到了隋朝时期，洛阳就已经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都城，长安却已经变得没落。
在东汉以来，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就已经呈现了下降趋势，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多，长安的粮食供给也成了一个难题。
而如果中央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那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是振兴关中的农业生产，二是从关东与江南地区进行运输，但这个方法却并不容易实现。
02迁都洛阳的原因与背景
首先，由于经年战乱的原因，唐朝的关中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特别是十六国与隋朝的战乱之后，水土流失等问题的加剧，已经导致关中地区的环境大不如前了。
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四分之一，也就是“地狭人稠，耕植不博”，高宗武则天时期又恰好处在唐朝人口上升的阶段，据统计，唐太宗贞观时，
户数约万，口数万左右，而到了唐中宗神龙元年时。
人口就已经获得了惊人的暴涨，户数已经达到了万，口数也达到了万。在这几十年间，唐朝的户、口数已经超过贞观之治时期的数倍。
而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，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，但“所出不足以给京师”，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，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石岂。
不但耗费水量，更是降低了水利灌溉的效能。如唐高宗永徽六年，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石岂，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。
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。更狼狈的是，永淳元年时，因仓猝出幸洛阳，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。
第一个途径行不通，只好转而依靠第二个途径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。但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
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，不仅路途遥远，而且途经的三门峡一段河道狭窄，水流湍急，并且水下遍布许多暗礁，来往行船十分困难。
如果选择漕运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，而且运输也有限。
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，隋唐政府都曾对其进行过专门的改进计划，只可惜效果并不理想。
在天皇四年时期，隋文帝采取“自小平”，也就是将河南孟津县西北的粮食从陆地运往陕西，然后“还从河水，入于渭川”，也就是先走陆运再走漕运。
这样就绕过了三门的天险。虽然走陆运花费很大，而且小平至陕州的陆路必须经过险峻的崤、函山谷，风险同样不小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都城的粮食危机。
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，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，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。此外，唐高宗死后各地的情况也更加突出了洛阳的优势。
当时，“太原蓄巨万之仓，洛口积天下之粟”，也可以为关东提供丰富的粮食来源。
因此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定都洛阳，既不存在粮食供应困难，又能节省漕运所需的财政开支，不可不谓明智之举。
03总结
综上所述，武则天是所有迁都洛阳，实际上是根据当时社会的经济形势，以及国家的政治格局而做出的正确选择。
而绝非属于坊间传言的那样是为了逃避王氏与萧氏的鬼魂纠缠，也绝对不是单纯贪图享乐。
武则天迁移洛阳具有十分正向的积极意义，并且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改朝换代的需求，也顺应了经济东移的历史趋势。
参考文献
[1]《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，年
[2]岑仲勉《隋唐史》，中华书局，年
[3]陈寅恪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，中华书局，年
[4]《旧唐书》，中华书局，年